本女从来就对五四以后的纯粹科学、白话文等西化教育反感,但即使是矮子里挑,从教育的角度看,1949年后远远比不上1949年前,这是必须要正视的。
不管从科学、艺术、文学等等层面,中国上世纪最出色的人都是1949年前培养的。如果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这就足以证明1949年以后的教育比不上1949年前的。而从1949年后看,大概所谓的教育改革又是一条分界线,大概也只有脑子进水的人才对教育改革后的所谓教育抱有希望了。
江山不幸诗人幸,环境好的社会一般教育都是失败的。而历史上厉害的人都大多出于乱世,这一点在艺术、哲学等方面就更明显了。所以,1949年后的教育不如1949年前,大概也能说明1949年后的社会环境比1949年前好。同样,现在的教育一团糟,大概也说明现在确实是盛世了。
当然,历史上还有一种盛世,是社会、经济、武功、文化并举的,这就是历史上那些令后者无限缅怀的伟大时代,例如汉、唐、古罗马等等。这样一种真正伟大的时代,大概可以算是盛世里的盛世了。这种真正的盛世是人类文明真正的支柱,千万年后仍被人缅怀、祭奠。
显然,没有教育,就不可能社会、经济、武功、文化并举,不可能有汉、唐、古罗马等等真正的盛世;没有伟大的人物,也不可能成为伟大的时代,而没有伟大的时代,民族的真正崛起就不知道从何说起了。
历史不能割裂,没有任何时代是完美无缺的,也没有任何时代真的一无是处。在教育的角度看,1949年前就是比1949年后好,从中吸取有益的东西是十分必要的。那种光从意识形态出发的想法,只会使得国家的真正强大遥遥无期。
尤其lz就是教育失败的现身说法
那儿环境最适合教育你了。
我觉得数学女孩挺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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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不了两句就骂人!
嘛素质阿!
50年代有一个高中生已经是大知识分子了。
最大的什么什么家都是40年前培养的。。。。知识需要积累,49年到现在才50多年,当时读小学的现在正是60多岁,这些人不当大师,难道是50多岁的当不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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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感
又是你啊 怎么火气这么大啊 学数学不是挺理性的么? 若真是那样那历史不是在后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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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什么是理性吗?没把康德研究清楚,不要在本女面前谈什么理性。
晕哦 鲁迅 胡适是垃圾? 那我们是什么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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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猿人本来就连垃圾都不如
这只过街老鼠在大家热情的骂声中不断肥硕成长
这篇得顶。和我想的几乎一样呢。
芙蓉姐姐流氓燕之后,光屁股出名有点难了,那么,楼主机智勇敢地占领了说傻话的大舞台。
你马上就出名了。
1949年后远远比不上1949年前---嗯,的确,没见现在连农民都读书看报论国事的,真他妈的烦,低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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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说!
严重同意爱数学的观点!!!是真的同意,不是说反话!!
快搬个板凳去参加第二波先进性教育
笨不是错
说出来就是了
只有大道理的说教,没有具体实例使得该文很苍白。果然是理科生。
不过LZ发表意见的时候不要太自以为是了
一来就是本小姐以为 本小姐认为 本小姐眼力 什么什么的 好象别人都是垃圾 就你是仙女儿 呵呵
要是故意这样说的话还有点正常
如果是你的真实想法的话
建议你去XX院XX科找XX大夫看看 真的是有毛病了
说得在理
三个我说的
显然这个说话像是不经大脑的女孩其实是很聪明的,首先她拥有芙蓉JJ夏圣母一样的自恋,其次她可以把自己摆上神坛,蔑视一切。这点是很不容易做到的,需要很大的耐心和脸皮厚度,但喜数女做到了,从坚持每天起码一篇贴就可以看出她的坚持。再次,如楼上一位朋友说的,连脱都不能必然成名的今天,喜数女发现了说傻话这个市场空白,成功引起了群众拍砖的兴趣。
站在炒做的角度来说,喜数女是成功的。在天涯成名很难,可也很容易,关键是看你怎么做!
OK,说了个案例分析,欢迎大家讨论。
另外提出一点请求,楼主和小大虫就不要回了哈。
楼上的,亲完嘴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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笨。小大虫已经邀请俺到地板上滚了,没看到?哈哈哈哈哈
三我,看你醉的不清,你要好滚,不反对,自己去滚。
http://www.asianscreens.com/portraits/yuka_maeda.jpg
既然楼主这么喜欢一九四九以前,那一定喜欢旗袍啦,我最喜欢看女人穿旗袍,特别是楼主穿的,小老虎穿的也喜欢。(听说小老虎是个美女哦)
小老虎认识楼主,或是小老虎就是楼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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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我也问过,但大家都说不是马甲
不是有人已经说了,他(她)是从强国论坛来的么
AV小老虎长得很像女优前田优香,不信看照片,不过胸脯小多了
http://photo.163.com/openalbum.php?username=fantongwang
再次声明,我是摆渡上搜到的
前田优香
http://www.asianscreens.com/portraits/yuka_maeda.jpg
作者:喜欢数学的女孩 提交日期:2005-7-28 21:36:00
京华五月冷如秋
恨雨悲风鬼亦愁
万里灰云吞日月
西山无语影沉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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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还别说,这句话我很喜欢,也很同意。。。
从性产业业的角度看,1980年前远远比不上1980年后,这是必须要正视的。
本公从来就对80年以后的钢管舞,脱衣舞等西化艳舞反感,但即使是矮子里挑,从洗头业的角度看,1980年前远远比不上1980年前,这是必须要正视的。
不管从规模,从业人数,性器具热销程度等等层面,中国上世纪最出色的鸡都是1980年后涌现的。如果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这就足以证明1980年以前的性产业比不上1980年后的。而从1980年后看,大概所谓的大规模打击黄赌毒行动又是一条分界线,大概也只有脑子进水的人才对扫黄打非办的所谓扫黄抱有希望了。
江山不幸诗人幸,环境好的社会一般性产业都是失败的。而历史上名妓都大多出于乱世,这一点在桑拿院,洗头房等方面就更明显了。所以,1980年前的性产业不如1980年后,大概也能说明1980年前的社会环境比1980年后好。同样,现在的性产业一团糟,大概也说明现在确实是盛世了。
当然,历史上还有一种盛世,是社会、经济、武功、文化,性产业并举的,这就是历史上那些令后者无限缅怀的伟大时代,例如汉、唐、古罗马等等。这样一种真正伟大的时代,大概可以算是盛世里的盛世了。这种真正的盛世是人类文明真正的支柱,千万年后仍被人缅怀、祭奠。
显然,没有性产业,就不可能社会、经济、武功、文化并举,不可能有汉、唐、古罗马等等真正的盛世;没有伟大的名妓,也不可能成为伟大的时代,而没有伟大的时代,民族的真正崛起就不知道从何说起了。
历史不能割裂,没有任何时代是完美无缺的,也没有任何时代真的一无是处。在性产业的角度看,1980年后就是比1980年前好,从中吸取有益的东西是十分必要的。那种光从意识形态出发的想法,只会使得国家的真正强大遥遥无期。
再问一句小老虎,冒昧的猜一下您的芳龄啊,三十岁左右,对不对?
看了照片,我觉得小老虎是楼主的可能性不大,虽然小老虎看上去也有一点男子气概,但看楼主的诗就知道,楼主的气概不比陈天化一流弱.所以说小老虎不是楼主.
再问一句小老虎,冒昧的猜一下您的芳龄啊,三十岁左右,对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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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样子能辨别有没有男子气慨?太草率了
而不需要这个国家强大
然而楼主MM的精彩言论实在使我憋不下去了
浮上水
换口气
楼上名字永远最强,哈哈
********************
乖!这个小朋友嘴真甜
lz思维有问题这问题还不大,
但这样拿出来吓人就有点不厚道啦。。。
教育是全民的教育,不能仅以个人的成绩来评定教育的好坏,
我承认49年以前确有很多著名的××家,
蔡元培先生提倡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社会影响很大,
在某种程度上确优于目前的教育,
但教育是一个发展的过程,全民的素质是重点所在,
试比一下,简单地说孰优孰劣合适吗?
49年前的教学方式都是老师打手心什么的
学的东西只是在背古文,数理化英一概不学,不知道好在哪里
中国上世纪最出色的人都是1949年前培养的。
出色的人才大多出国留学呢,也是接受西方的教育哦。
49年以前的有多少是中国自己培养的?
邓家先,钱三强,茅以升?
作者:我的我是我 回复日期:2005-7-28 22:28:05
楼上名字永远最强,哈哈
********************
乖!这个小朋友嘴真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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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小朋友另有其人。
尤其lz就是教育失败的现身说法
心理素质和意志坚强的程度让我佩服
用“盛世”,和“乱世”来做教育好坏的分水岭,实在是奇谈
“而历史上厉害的人都大多出于乱世”,有什么根据?因为乱世出枭雄,值得在历史上多写几笔,枭雄不见得就是受过教育的!
这等的混乱逻辑,说是理科吧,更辱没了理
喜欢数学是一码事,有没有这等智商来学数学又是一码事
看楼猪这么推崇旧文学,就算是学文的吧
你是不是想成FRJJ,是不想靠批评成名
抛却文学的层面,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等方面比之前 强了太多,也许是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吧!!
别骂偶
另外,从这样的事件也可以看出我国真正的科技水平,不要说县里,就是省里都无法作任何检测,卫生部的人来了那么长时间了连流行病学原理都没搞清楚,(可以去四川各地的疾病控制中心查证)这就是我们现在的科技力量。
记得看了一起对话,请了中科院院长还有一个教授,什么名字给忘了,他说我们现在不仅是技术落后,而且人才缺乏,国际上冒出来一个新东西,不要说有人有这方面的研究,就连分兵把守都不够,教授天天走穴,真正呆在实验室一线得没有几个人,这样怎么可能研究出成果来,申请项目排资论辈,把钱骗到手随便找几个学生糊弄一下就交上去。而真正年轻有为的一辈,想踏踏实实做研究的人却没有任何机会,记得以前有篇农大回国博士写给陈兴良的信就是讲他这个情况的。说这些不是为了哪一个哪几个人,说严重一点这是民族的悲哀,今天种的苦果,明天迟早要还的!
中国的普及教育,贯彻最好的年代是毛泽东时代,就连成年的家庭妇女都扫盲了,学费又便宜,那年月,普通务农人,找个初中毕业的也难.
文革另当别论
虽然无论新旧中国,精英教育或者说大学教育是教育的重点,但是与49年以前相比,新中国的教育成就主要在于平民教育准确的说是普及教育。虽然现在的也有越来越多的贫困学生上不起学,但中国的识字率与49年之前相比,毫无疑问是有了极大的提高。
对于大学教育,现在能用数据说明的,只有当时的学费、教师工资、学生就业情况。30年代初,一个典型的工人四口之家每年平均消费为454银圆,而同时期国立大学每年学费平均只有22银圆,大学教授的月薪在200以上,名教授甚至到500,而一个大学毕业生的起薪为50银圆。
根据200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布的数字,中国教育财政投入仅占GDP的3.32%,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的6%,甚至比不上乌干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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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文艺方面姑且不谈,单纯从“科学”上来说,上个世纪最出色的人(尤其是49年前的),大多偏偏是留学海归来的一群爱国青年。
没听说过有完全是用文言文在私塾里培养出来的科学精英。
你攻击现在的教育体制,这我是部分赞成的,但你的论据却完全无法支撑你的论点。
鉴定完毕
喜数女的帖子偶只看她的回帖,主贴一向54~~~~~~~~~~
over
不同意你的观点
哎,政府啊,别把教育当产业哦!
别的错误犯了好解决
教育错误犯了就是一代人甚至几代人的事情哦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的道理这么中国zf就是不懂呢?
不同意你的内容
数学女孩很张狂啊!呵呵,年少无知,或者对很多事情一知半解的时候,自以为知道的很清楚的时候最最张狂!但是若是她再深入的学习,深入的思考一下就觉得自己是何等的浅薄啦!大凡社会的物质文明匮乏的时候,精神文明都较丰富,反之亦然!但是自然科学并非如此,不过遗憾的是中国人一直缺乏科学的精神,总是形而上的将科学作为一种工具,而不是纯粹的探求自然奥秘的精神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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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这位.
我个人也觉得楼主谈问题大而空,且有自相矛盾的地方.
我认为单单从教育的普及度这一项看,现在比以前就不知道进步了多少.
其他方面再具体分析,大概人文科学方面有些争议,这点楼主没说错,大凡社会稳定世代,人文科学诸如文,史,哲总是不那么突现,所谓上世纪最出色的人才都是49年前培养的,我认为也仅仅限于人文科学.而科学教育的其他两大方面--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是明显在进步的.楼主又岂能以偏概全.
再者楼主说现在教育一团糟,不知从何处得来此结论,你所见所闻,并不代表事实之全部.
不错 49年以前的确出了不少精英 但是那是以多数人的愚昧为代价的 79年以后("49年以后"这个时间段没有意义)的教育尽管有许多问题 但远胜于49年以前 让全体国人都能认识交通标志和分清楚男女WC的门远比拥有几个蜚声于世的精英学者有意义
的确,我也有这样的想法,现在的中国
教育面临太多的问题了,培养不出真正
的大师级人物.大学教育产业化我就不说了,
但是9年义务教育都无法保证,实在是怀疑
国家搞教育的决心,今后中国出问题绝对出
在教育上.
但是,楼主有句话很让人生气,并且显得你
很幼稚,是什么话呢?那就是"脑子进水不是?现在60岁左右的有几个可以和鲁迅、胡适他们比的,虽然在本女看来,鲁迅、胡适本来就是垃圾,但现在的连垃圾都不如。"
本来还蛮支持你的,这句话你一说出来,就知道你脑子也进水了.
这也是个强国论坛,而且还蛮火,楼主可以去看看。
49年之前的大学采用的是英美模式,有些大学就已经是导师制的了
49年之后采用是苏联模式
49年之前出的成果远远比49年之后要多
而且建国之后很多有名的科学家都是建国之前就崭露头角或者成名的,可是建国之后出的科学家,很少有像建国之前成名的那么强了
可以看一下中国制造原子弹的那些人,基本都是建国前成长起来的,或者出国深造过的
开放之后虽然大学感觉没有过去学风那么纯洁,但这些是开放之前大学受伤害的必然结果.
前人栽树,后人纳凉,同样,前人砍树,后人也要承受水土流失这样的后果
中国大学现在在还以前的帐,虽然一时比不上建国前的辉煌,可是总能赶上来.不过比49-79那段是好多了.
顺便问候喜数女的妈。
还是怀念lz说话没边的时候啊~
依
楼
主
的
观
点
美
国
这
半
个
世
纪
以
来
真
是
太
乱
了
,
出
了
这
么
多
优
秀
的
人
,
真
是
民
不
聊
生
啊
芙蓉现在的知名度超过五四前的大师们了
49年之前的大学采用的是英美模式,有些大学就已经是导师制的了
49年之后采用是苏联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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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苏联模式也不错,前苏联的科学家是一流的,尤其是基础领域,如在物理和数学分别有郎道和柯莫哥洛夫超级大牛。关键是我们苏联模式也没学好。
中文讲究意合、形象。这一点对于表达个人的思想感情,就是所谓的吟诗作对而言是很好的。但是对于严密的逻辑分析显然是不合适的。简单的说,对于一个现象的描述,如果采用纯粹的中文描述,十个人会得到十种结果。
所以,要搞科学研究,采用西方的语言和方式;要写情书,用中文。
至于,教育的是否失败,不能只看一方面——精英的数量和质量。像中国这种集权形式的国家,如果拼了命的投入几百亿,要培养出诺贝尔奖也不是不可能。但是,我个人觉得,现在的中国最需要的是平民教育,大众教育。要让14亿人没有一个文盲,这才是最重要的。
试想一下,如果中国没有一个文盲了,那将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情——14亿人,就算全部都是机枪兵,也要把神族灭掉!
应该说,民国时期的教育宗教文化事业搞的是比较好的。尤其是战争没有那么激烈的时候,从民国建国到1937年全面开战之前。
现在的大学生很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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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好。老虎今年贵庚?1948年毕业的吧?
脑子进水不是?现在60岁左右的有几个可以和鲁迅、胡适他们比的,虽然在本女看来,鲁迅、胡适本来就是垃圾,但现在的连垃圾都不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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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列表
1.阁下认为谁不是垃圾?请说个把,我们来好好聊聊?照区区在下看来,阁下凡对一人作出评价,事先都未对其人有详细了解。在对别人作出评判之前,建议对自己的位置有个了解。
2.“现在的”是指阁下自己吗?“垃圾不如”的人将他人指责为“垃圾”,这个关系有点费解。老虎解释一下。
3.关于教育问题,阁下真的了解吗?前苏联的有个叫马卡连柯的教育家,就认为“从受教育权利来看,普及教育被培养十个牛顿更加伟大”。现在虽说还有很多穷孩子上不了学,但是比起解放前,还是好了不少吧?
本女以为现代教育有复古的倾向,越来越不注重实用了,只是一次次思维训练游戏,和古时吟诗作对异曲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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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张网撒得大,足够打倒一片了。
阁下要注重实用,可以啊,参加厨师训练班,48课时收费4800元;参加电器维修班,40课时收费3600元。包教包会,学不会不收钱——这么实用的东西,解放前学不到吧?
阁下所谓“思维训练游戏”,这个概念太大。请问小到夸克粒子研究,大到宇宙起源模式,有哪个不是“思维训练游戏”呢?
现在的多高?
这丫头,啥话都敢说
什么是教育弄懂了吗?
教育,德智体美劳,五方面入手。
你只谈文学,不谈其他,姑且别说教育。
眼看着你是奔着FRJJ地路线往下发展啊!
--------------
垃圾就是回收可再用,毕竟有回收的价值,可是很多连回收的可能性都没有,是不是应该叫做垃圾也不如呢?不如垃圾的垃圾是啥垃圾呢,你自己去想吧。
至于垃圾不如的人,在小老虎眼里除了混沌就是太空垃圾,随你怎么理解。
现在,即便是标准再降,也找不出来一个像样的有影响的文化人
首先,要搞清楚教育的目的,教育是要培养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才,而这个人学的什么都是一个手段,最终目的是能社会做出贡献,推动社会的进步。
现在的教育是比1949年前普及了很多,但是从教育的产品即毕业的学生的能力来看,严重怀疑教育这个工厂的质量检测有问题。
现在的老百姓和以前想比是识字的多了,知道的知识也多了,但这是社会发展的必然,就像现在的小学教室都比孔子知道的多,难道他就是比孔子更伟大的教育家吗???
还是文盲好啊,49年和05年没什么区别
===============
还是用枪好,几百万年前都一样!!!!!!!!!!!!!!!
支持LZ的看法!!!
首先,要搞清楚教育的目的,教育是要培养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才,而这个人学的什么都是一个手段,最终目的是能社会做出贡献,推动社会的进步。
现在的教育是比1949年前普及了很多,但是从教育的产品即毕业的学生的能力来看,严重怀疑教育这个工厂的质量检测有问题。
现在的老百姓和以前想比是识字的多了,知道的知识也多了,但这是社会发展的必然,就像现在的小学教室都比孔子知道的多,难道他就是比孔子更伟大的教育家吗???
===================================
1.教育的目的我赞同,但是现在教育出来的都是对社会没用的人么?
2.我看不出现在的学生和解放前的学生在能力上有什么区别。至于骄傲自大、好高务远、不求甚解,几千年前就有这些毛病了,不必扯到49年之后。
3.所谓“历史的必然”不敢苟同。我所知道的俄罗斯,其教育现状就和阁下“历史的必然”相差甚远。在俄罗斯,我所接触的40岁以上的人对俄国(包括苏联)诗歌、音乐都有着很深刻的认识,20岁左右的人对普希金的文学、格林卡的歌剧,了解还不如我这个外国人。可见,后人必然比前人强的理论站不住脚。
4.说到孔子,在下承认是思想家、教育家——老虎和楼主则要说他是垃圾,这无所谓——但是两千年前孔老夫子一番话经过后代读书人的粉饰就能骗倒中国几千年,这样的情况在现在的中国是肯定不会发生的。对所谓“大**家”从顶礼膜拜到有所怀疑到批判继承,这才是真正的进步。这种进步是教育的普及带来的。
5.在下看来,教育的任务应该是教化人心。一个民族要是没有几个“大**家”,这个民族的思想就是贫乏的,用楼主的话,叫阳痿。但是一个民族靠着几个读书人对知识的垄断拿着死人的话做打人的棒子和杀人的刀子,这个民族难道就真的进步吗?
6.终上所述,后人不必不如前,没有思想精英的年代不一定就是孱弱的。相对于大师们死去千年还在被人利用,我更欣赏全民都有判断力的时代。孔子说“克己复礼”,按照阁下非凡的判断力,能否对此作出自己的价值评判呢——这种评判,百年前的孔乙己是不能作出的。
冷藏笑,你弄清楚,我要是觉得孔子是垃圾,也就不会去注解论语了
======================================
哦,不好意思。在区区在下眼里,除了和我一样的“人”,其余都是垃圾——无论太空垃圾还是地球垃圾——随你怎么理解了。只是个名称而已,非要争个长短吗?要是你认为你的命名正确,我没意见。反正都是那么个事情,考据这种垃圾事情,我没时间去做。
我一直都看不起中国的教育 不知道是不是我这里相对落后的原因 我觉得学习就是为了考试 老师和家长都只看重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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呵呵~这个到底是教育垃圾还是人垃圾?
要是人人都有个美好的目标并且全心地努力,教育还是不争气,我承认教育垃圾了;但是要是办教育的人存在着垃圾理念,那么还能说教育垃圾吗?
我便秘,拉不出大便,我怪地球没引力?
一句两句也就罢了,竟然那么多字都是。
实在是佩服佩服!!!
(这些话为引用,忘记出处)
所以在好多人的眼里就觉得现在的教育质量不行
而这些人,
大多都是杂谈的板油!
hoho,
撤先!
现在的中国教育只执著于数字上的堆砌,吹嘘xx人识字xx上过大学xxx有学位等等
却从不看教育质量的的下降
此文不错,要顶!
片面,狭隘的怪胎。
所谓大思想家大文学家,也是相对的.楼主所说包含的范围太广,我不想反驳,仅仅列出以下几点,供楼主思考:
1- 如果十个人当中有九个文盲,另一个达到了现在的本科水平,另外九个人是不是认为他是大XX家呢?
2- 中国历来有重古抑今的习惯, 这样下来, 人们总认为自己不如前人,前人不如前人的前人, 所以感觉是一代不如一代,而事实上却是一代强于一代(就象上面说的,现在一个小学老师也比孔子知道得多).
3- 还是第2点. 中国人不喜欢赞扬生者,把有限的荣誉都留给了死者,而49年以前的大家现在几乎都已去世, 所以没必要拿49年后成长起来的人去跟他们抢荣誉. 不信,等过了几十年你七老八十的时候,会发现怎么突然多了这么多与自己同时代的大家? 如果你的祖辈是有文化的人,问问他们, 在年轻的时候是不是与你现在一般想法.
4- 所谓XX家, 都是人评出来的. 要客观审视这些人, 必须跳出时代的局限. 楼主不妨往更古老的年代看, 参考更多的历史, 你会发现, 每个朝代(假如现在也算一个朝代的话)之初的名人都是从前一个朝代过来的. 你说49年前出了很多大家而49年后没有, 倒不如说49年后给了这些人展现的机会.
..OVER..
路过看见LZ的疯话
边区的教育经费占到四分之一!
今天才看的电视新闻!
但是现在占多少呢?
有4.1%伐?
高等教育就是这样。南周有篇文章对比了解放前、和如今的高等教育的学费。结果是:解放前的普通百姓还是有能力供孩子上一般的公立大学。
而现在呢?
看看台湾的教育跟中国的教育不就可以了吗?
大家都在发展
1.教育的目的我赞同,但是现在教育出来的都是对社会没用的人么?
2.我看不出现在的学生和解放前的学生在能力上有什么区别。至于骄傲自大、好高务远、不求甚解,几千年前就有这些毛病了,不必扯到49年之后。
3.所谓“历史的必然”不敢苟同。我所知道的俄罗斯,其教育现状就和阁下“历史的必然”相差甚远。在俄罗斯,我所接触的40岁以上的人对俄国(包括苏联)诗歌、音乐都有着很深刻的认识,20岁左右的人对普希金的文学、格林卡的歌剧,了解还不如我这个外国人。可见,后人必然比前人强的理论站不住脚。
4.说到孔子,在下承认是思想家、教育家——老虎和楼主则要说他是垃圾,这无所谓——但是两千年前孔老夫子一番话经过后代读书人的粉饰就能骗倒中国几千年,这样的情况在现在的中国是肯定不会发生的。对所谓“大**家”从顶礼膜拜到有所怀疑到批判继承,这才是真正的进步。这种进步是教育的普及带来的。
5.在下看来,教育的任务应该是教化人心。一个民族要是没有几个“大**家”,这个民族的思想就是贫乏的,用楼主的话,叫阳痿。但是一个民族靠着几个读书人对知识的垄断拿着死人的话做打人的棒子和杀人的刀子,这个民族难道就真的进步吗?
6.终上所述,后人不必不如前,没有思想精英的年代不一定就是孱弱的。相对于大师们死去千年还在被人利用,我更欣赏全民都有判断力的时代。孔子说“克己复礼”,按照阁下非凡的判断力,能否对此作出自己的价值评判呢——这种评判,百年前的孔乙己是不能作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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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教育的成功失败,阁下也同意不是以培养几个“大××家”来衡量的,而是对全民的一种教化。所以教育的好坏,并不在于出了多少优秀的人才,而是优秀人才在所占的比例。看看现在的每年大学毕业的学生,其中真正能具有相应的能力的又有几人呢?
2。诚然骄傲自大、好高务远、不求甚解,自古以来就有之,但放眼望去,全是如此,缺不多见吧!阁下可能会举出很多例子来说明还是有很多人不是如此。但是,把1%当成多数,而把99%当成少数,也是一种通病吧!!
3。对您对俄罗斯的举例,我不敢苟同。首先,文学或艺术都是社会的一个方面,人,各有所长,就像有人喜欢足球,有人喜欢历史一样,本身没有可比行。至于今人与古人孰强孰弱,该是以整个社会做一个整体来比较,而不是某一个人。
4。对于孔子的评价,褒贬不一,我不想争论,但是,孔子有弟子3千人,贤者72,这点大家不会否认吧!这些贤者是当时社会公认的、至于后人怎么看,哪可不管孔老人家的事。就是说他们没有共产主义思想,孔夫子也不会辨白的。
5。至于对“大××家”的顶礼膜拜到有所怀疑到批判继承,这点恐怕现在还不如49年之前呢,大家都知道49年之前,是中国历史上思想大开放的第二个黄金时代,各种思想百家争鸣,受其影响,49年前的教育对此也多有体现,各种思想同校竞技,也是常事。现在是敢于批判“大××家”的人多了,可是又有几个是思想,学术的争论呢,更多的是人身攻击吧了!!!这恐怕不能算是批判继承吧!
6。至于阁下所说的”没有精英思想的时代“或”全民都有判断力的时代“(全民都有判断力了,就不会有精英思想了),我也赞同。可是,这样的时代是怎么来的呢?是靠教育出来的人来创造的。教育有两个方面,一个是灌输前人知识,一个培养学生的创造力,使他们能在前人的基础上去开拓,去发展。可是现在教育更多的是给学生灌输前人知识,而对学生的创造力的培养,则是”有目共睹“的。这样发展下去,能保持社会的不倒退已是奇迹,难道还能奢望”全民都有判断力的时代“的到来嘛。
一家之言,欢迎讨论!!
1.教育的成败的确可以以“具备专业能力的比例”来衡量,但是对当前大学生的能力的估计,在下比阁下要乐观许多:就我所知,当前的大学毕业生,在专业能力上还是有相当水准的,受人诟病的只是工作的态度而已。当下网上很多针对现下大学毕业生素质的报导,诸如认不全汉字、工作懒散、牢骚满腹等等,一方面可看做媒体监督力度的加强,另一方面,这些所谓的“毛病”往往和专业素质扯不上关系。阁下在第二点提到1%和99%的关系,窃以为,这批学生99%算不上,80%还是合格的。
2.阁下说得很对,踢足球的没资格指责踩独轮车的盘带不好,隔行如隔山,但是将这一点深挖细挖,可否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踢了10年足球的人没资格指责刚出道的球员经验不足下脚不狠分球不多。以长者的眼光去严格要求新人,本意是好的,但是一味打压甚至否定新人的成果,难道真的就是媳妇熬成婆就把新妇磨?看到现在教育的不足加以批判,本身是对教育的指正和对新人的教诲,但是一味否认这些年教育的进步,往往就陷入另一个极端的开始——本人最反感两句话:“我在你这么大的时候早就%#¥……%”;“现在的人哪,一代不如一代了”——这是绝望么?如果是,首阳山还在,太平湖也在。
3.说到孔子,在下从来就不敢否认他老人家的功绩,但说到老先生学生的口碑,在下就不那么感冒了。这些愣头青虽说当时都有个贤名,但是当时也不都是一味叫好的:有的只有蛮力,有的只重实利。而且当时没BBS,对这些家伙就算不满,也不会引起全国范围内关于贤人素质问题的大讨论——这72位应该算是优秀毕业生了吧,但是据说也有喜欢煽风点火的(劣根性,该被FQ们批判了),也有不肯守孝三年的(现在的观点是不孝都得杀,宰我可能得挨板砖了),但是依我看,这些人“专业能力”都还不错,还不至于成为“孔子教育不如前人”的证据。
4.说到批判前人的问题,我还是得挺今人。诚然,当今阁下所见的多是漫骂,真正有思想成体系的不多,但是有一点我想阁下得承认:现在的人,不那么容易受人驱使了。窃以为,教育的目的不在于使人人都能有理有据地进行理论层面的批判,在大多数时候,只需要具备分辨是非的能力:看到水里有污垢,阁下知道不能喝,但是阁下知道污垢的成分吗?知道污垢的形成原因么?知道怎样去污吗?知道这种污垢可以造成多大污染使土壤结构恶化多少年吗……不知道吧?这不要紧,对前人的思想也是如此,还是那句话,我不需要我身边的人个个都熟记周礼,我只需要他们对传统要求有所分辨就行——阁下天天跟理论家生活在一起,难道不乏味?
5.最后一点倒是可以大部分的赞同,当今教育的确是重灌输轻创造的。但是这个层面的问题并非进行简单的教育制度改革可以弥补,教育方向的定位只能建立在一定的国民性和经济基础上。人人都知道创造力很重要,但是仅仅依靠制度层面的改革能实现教育形态的转型吗?恕我直言,我在国外走过不少回,感觉他们的课堂教育的确很有启迪性,但是就算咱们现在照搬,恐怕也难以实施——仅仅取消补习班就遭到家长学校的一致围剿,更不要说在课堂上讲故事了,何况,孩子要在实验课上烧花了脸可怎么办啊……各种各样的阻力都有,上行下不效的事情,中国人还做得少吗?
6.不要动不动批判制度的不合理,制度再病态,也是为——或者被——一帮病态的人设计的。一帮病态的人,整天嚷嚷着换病房,这是中国目前最大的问题。在阁下所说的“第二次黄金时代”,不少大夫给中国人开了不少方子,其实管用的不少。只是良药苦口,吃了十几年,中国人就不爱吃了,还是嚷嚷着换病房。中国的教育制度是被中国人制造的一件产品,看不顺眼好几回了,也换了好几回。窃以为,这不是产品的问题,是眼睛的问题。找个大夫医好眼睛再做产品才是正途。
ps:谁听过《半边楼》这首歌?
49年前有几人上学读书?49年后有几人上学读书?
50年代有一个高中生已经是大知识分子了。
最大的什么什么家都是40年前培养的。。。。知识需要积累,49年到现在才50多年,当时读小学的现在正是60多岁,这些人不当大师,难道是50多岁的当不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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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真正是精英教育,读完中学已经可以去做教师了,而且很有学问那种。50年代的中学生可能比现在研究生还真才实料。
王竹溪(1911—1983)
王竹溪,物理学家、教育家。我国热力学统计物理研究的开拓者。在表面吸附、超点阵统计理论、植物细胞的吸水等方面做过基础性工作。撰写了《热力学》、《统计物理学导论》等我国第一批理论物理优秀教材,为建立我国理论物理教学体系奠定了基础。长期主编《物理学报》,主持审定中国物理学名词,为推动我国物理学的研究、传播和交流做出了重大贡献。发明汉字新部首检字法,独力编纂《新部首大字典》。
王竹溪,名治淇,号竹溪,1911年6月7日出生于湖北省公安县麻豪口一书香世家。父亲王才俊和祖父王槐亭都是清末秀才,淇竹二字,取意于《诗经·国风·淇澳》中的“瞻彼淇澳,绿竹猗猗”句。
王竹溪一生勤于学而精于研,博闻强记。9岁读“四书”,10岁读《左传》、《唐诗三百首》和《古唐诗合解》,11岁进麻豪口小学。同年秋天入武昌荆南中学初中巳班,1927年考入武昌第二中山大学理预科,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8年春插入上海麦伦中学高二。
1929年夏高中毕业,先后投考了清华大学和中央大学,在两校都录取的情况下,因慕梁启超之名,决定进清华大学学习物理学。王竹溪在班上最受叶企孙和周培源的器重。周培源对他的评语是:“对物理概念理解深入,并具有数学计算的特殊才能。”
王竹溪1933年进清华研究院,跟周培源研究湍流理论,次年发表第一篇论文《旋转体后之湍流尾流》。1935年,王竹溪公费留英。刚好P.A.M.狄拉克(Dirac)1935年春来中国访问,把王竹溪推荐给他自己的老师R.H.福勒(Fowler)。王竹溪1935年8月到剑桥大学师从福勒研究统计物理,在此期间与狄拉克来往密切,成为好友。
1938年夏,王竹溪以论文《吸附理论及超晶格理论的一个推广》获博士学位,旋即回国,到昆明西南联合大学任清华大学教授,时年27岁。在西南联合大学的8年,是工作艰难、生活困苦的时期,也恰恰是王竹溪科学研究硕果累累,培养人才桃李芬芳的时期。他的关于热力学、统计物理以及生物物理方面一系列重要论文,在这时期相继发表于英国《皇家学会会刊》、《剑桥哲学学会会刊》、美国《物理评论》、美国《物理化学杂志》和《中国物理学报》等刊物,而他最得意的学生,当首推在这一时期跟他做硕士论文的杨振宁。
抗日战争胜利后,1946年夏天,王竹溪随清华大学从昆明迁回北平。1949年1月,王竹溪被任命为物理系主任。1952年全国高等院校调整,王竹溪到北京大学任物理系教授、理论物理教研室主任。
王竹溪对我国物理学发展的贡献,绝大部分都是在北京大学的31年中做出的。1955年中国科学院设立学部,王竹溪当选为数理化学部(后为数学物理学部)学部委员。王竹溪从1960年起兼任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二部六室主任,直到1966年。1956年,王竹溪参加我国第一个长期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的制定。1957年,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率领第一个中国科学家代表团访问苏联,王竹溪是代表团的科学顾问。1960年北京大学设立理论物理研究室(现北京大学理论物理研究所的前身),王竹溪兼任室主任。1962年国务院任命王竹溪为北京大学副校长,同年他还出任教育部(后为高等教育部)理科物理教材编审委员会主任兼理论物理教材编审组组长。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60岁的王竹溪被迫到江西鄱阳湖滨的鲤鱼洲做放牛翁。1971年夏天,中美关系改善,杨振宁第一次回大陆探亲访友,要求拜见他在西南联合大学做研究生时的导师王竹溪,王竹溪才从鲤鱼洲回到北京。但是在鲤鱼洲的那段艰难生活,种下了后来使他过早去世的病根。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王竹溪精神焕发,除了原来担任的各项工作外,又担负了更多更重的社会职务。1978年当选为中国物理学会副理事长和中国计量测试学会副理事长。1979年出任《中国科学》副主编,《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委员、物理学编辑委员会主任兼物理学综论编写组主编。同时,他还为科学出版社主编“现代物理学丛书”和“物理学基础知识丛书”,为原子能出版社主审《物理学词典》。此外,王竹溪于1978年秋率中国大学代表团访问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1981年夏率中国代表团赴美出席国际精密测量与基本常数会议第二届大会。1981年国务院设立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王竹溪出任第一届学科评议组成员。
1981年王竹溪被发现患肝炎病已到肝硬化的后期。1983年1月30日,王竹溪与世长辞,享年71岁。杨振宁专程从美国赶来北京吊唁,国内外100多个单位和个人发来唁电或唁函。杨振宁致王竹溪眷属的唁电说:“竹溪师生平勤实诚正,是朋友和学生都十分敬佩的。他造就了许多科技人才。我对统计物理的兴趣即是受了竹溪师的影响。”李政道的唁电说:“我极其悲痛地获悉王竹溪教授逝世。……世界上失去了一位大科学家,中国失去了一位良师。”
王竹溪曾任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委员。他是九三学社成员,1979年当选为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197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在超点阵相变的研究方面居领先地位
王竹溪一生的科学研究,涉及理论物理众多领域,尤以统计物理和热力学见长。在湍流尾流、气体扩散、吸附作用、超点阵(超晶格)和有序-无序相变、高级相变、气体性质、多元溶液、热力学平衡与稳定性、绝对热力学温标、热力学第三定律、植物细胞的吸水、物质内部有辐射的热传导以及基本物理常数的确定等方面发表论文30多篇。其中最重要的,当推超点阵统计理论。
王承书(1912—1994)
王承书,气体动力学和铀同位素分离专家。致力于稀薄气体动力学的研究,第一个发现求解玻尔兹曼方程的本征值理论,提出适用于多原子气体的推广的玻尔兹曼方程,即“WCV”方程。回国后,从事铀同位素分离工作,为我国铀同位素分离的理论研究奠定了基础,并培育了一支理论研究队伍。在研制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装料工作中做出了贡献。
王承书,原籍湖北省武昌市,1912年6月26日出生于上海的一个殷实的诗书之家,不久,阖家迁居北京。当时,中国社会正发生着巨大的变化和动荡。资本主义在西方的兴起,科学文化的传入,强烈地撞击着王承书的幼小心灵。在青少年时期,王承书就逐渐滋生起追求妇女解放,摆脱封建束缚,探索科学真理,反抗旧事物的倔强性格。她有一股不服输和自强不息的精神。她体弱多病,小学六年级和初中三年级时曾两次因病休学一年,却还偏要与同班同学一起参加升学考试,两次都以优异成绩被录取。她一直以居里夫人作为自己顽强拼搏、刻苦钻研的榜样。1930年她考上燕京大学物理系。她认为,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自然科学是物理学,而当时中国的物理学远远落后于世界。在该班13个入学新生中,她是唯一的女性。经过逐年淘汰,1934年仅毕业了4名学生,王承书名列榜首,并获得金钥匙奖。继而又用两年时间攻读研究生,1936年获硕士学位,后留校任教。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王承书离开北京,辗转于南京、武昌、桂林、贵阳等地。1941年美国巴尔博奖学金基金会接受了王承书的申请,同年8月她到密歇根大学攻读博士学位。1944年通过博士论文答辩,后又从事两年博士后工作,曾任密歇根大学副研究员和研究员,并曾两度在普林斯顿高级研究所工作,直到1956年回国。在美国期间,王承书与其导师G.E.乌伦贝克(Uhlenbeck)合作完成了多篇有关稀薄气体动力学方面的重要论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强烈地激起王承书报效祖国的赤子之心。她坚定地表示:“虽然中国穷,进行科研的条件差,但我不能等别人把条件创造好,我要亲自参加到创造条件的行列中。我的事业在中国。”为了避免美国政府的检查,在回国前她就将有关书刊和资料分成300多个邮包,从美国陆续寄往北京。1956年她回到祖国,目睹了祖国翻天覆地的变化,暗下决心:“要以十倍的精力,百倍的热情拼命工作,要把自己的全部智慧和力量奉献给祖国。”
回国后,王承书被安排在近代物理研究所理论研究室工作,兼北京大学物理系教授,讲授热力学和统计物理学。1958年,原子能研究所筹建热核聚变研究室,她被调到该室从事理论工作。60年代初,苏联撤走专家,我国第一个分离铀同位素用的气体扩散工厂面临严峻的形势。王承书以国家利益为重,毅然接受自己从未搞过的铀同位素分离工作。从此,王承书的名字在我国物理界悄然无声地消失了。与吴征铠、钱皋韵一起,开始了她后半生的默默工作。她先后担任过中国原子能研究所铀同位素分离研究室副主任,华北605所副所长,第二机械工业部第三研究院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核工业部科学技术局总工程师和核工业部科学技术委员会常委等职,并任我国自行设计和加工的大型气体扩散机研制工作的总设计师和“七五”国家重点科技项目——离心和激光分离铀同位素两个专家组的组长。
数十年来,王承书同广大工人、工程技术人员和科研工作者一起,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为国分忧,忘我工作。她把自己外出办事的出差补助费、各种奖励和稿费全部捐献给单位购买书籍和文具用品,捐献给中国核学会铀同位素分离分会开展学术交流活动。在三年自然灾害的困难时期,为了弥补办公费用的不足,她自己花钱买了大量纸张供理论工作人员使用。王承书在担负组织领导工作的同时,还不断学习新的知识,亲自讲课,亲自探讨,出色地解决了工厂运行中遇到的一个又一个理论难题;培养了一批又一批优秀科研人才;在铀同位素分离理论领域中进行了开拓性工作,在我国铀同位素分离事业的各个阶段做出重要贡献。
1961年王承书加入中国共产党。她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全国委员会委员,第三、四、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81年起任中国科学院数学物理学部委员。1980年后,任中国核学会第一、二届常务理事,同位素分离学会第一届理事长和第二届名誉理事长,兼任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教授和大连工学院物理系教授。
提出求解玻尔兹曼方程本征值的理论,并扩展玻尔兹曼方程的应用
1939年王承书在昆明与从英国学成回国的西南联合大学教授张文裕结婚。婚后她的抱负丝毫未减,在张文裕的积极支持和她自己的努力追求下,1941年美国密歇根大学的巴尔博奖学金破例地接收了一个已婚妇女的申请。在美国期间,乌伦贝克教授是她的导师和合作者,乌伦贝克是电子自旋的发现者之一,后来成为理论物理学方面的学术权威。1980年乌伦贝克在流体力学年鉴上发表文章,对她与王承书在这一时期中的研究作了回顾和高度评价。王承书在美国期间主要从事气体分子运动论的研究,发表了多篇处于当时这一领域世界前沿的重要论文。
人们知道,物质都是由微观粒子(分子、原子)组成的。气体分子运动论用统计的方法研究气体中大量微观粒子(分子)的运动,从而得出气体宏观属性的规律。气体的宏观属性又都可用分子的速度分布函数求得。所以,求解分子的速度分布函数就是这一课题的核心。1872年L.玻尔兹曼(Boltzmann)得出了速度分布函数必须满足的非线性积分微分方程,即著名的玻尔兹曼方程。但该方程当时无法求解,直到40年后(1916—1917)S.查普曼(Chapman)和D.恩斯科克(Enskog)才第一次得出在一般情况下求解的一种方法。这是一种将分布函数展开成克努森(Knudsen)数的幂级数的逐级近似方法。根据其一级近似所得的流体动力学方程,就是通常适用于连续介质的纳维-斯托克斯(Navier-Stokes)流体动力学方程组。对纯分子流区有明确的解。对处在两个极端之间的过渡区,即稀薄气体区则最难求解,此时必须考虑高阶项的作用。阶数愈高,相应的边界条件愈难确定,使得求解愈来愈复杂,以致无法求解。1935年D.伯纳特(Burnett)得出了二阶近似的流体动力学方程,即伯纳特方程。王承书和其导师就是试图在稀薄区中用查普曼-恩斯科克的方法研究气体的行为,涉及到方法的收敛问题和边界条件问题。1948年王承书发现了查普曼和T.G.考林(Cowling)的力学经典著作《非均匀气体的数学理论》(The Mathematical Theory of Non-Uniform Gases)一书的第1版中关于伯纳特结果的重要错误。之后,她在求解声波的色散和吸收问题中还发展了三阶,甚至部分四阶近似的流体力学方程。玻尔兹曼方程只运用于单原子气体。单原子分子模型是球对称的,除了平动能外没有其他的内能。但自然界中存在的气体大多是多原子气体,分子除了有平动能外还有其他的能量形式(如转动能、振动能等),在碰撞过程中各种形式的能量之间会出现互相转换。王承书和其导师吸取了量子力学中的方法,在1951年提出了适用于多原子分子气体的推广的玻尔兹曼方程,后被人们广泛地称为“WCU”方程(C.S.Wang Chang and Uhlenbeck)。1952年王承书又第一个证明了对于麦克斯韦(Maxwell)气体线性化的玻尔兹曼微分积分算符的本征函数就是索南(Sonine)多项式,并求出它的本征值的谱。这样,无论从理论上或实际应用上,都使求解玻尔兹曼方程在数学上更完整,更可靠。
王淦昌,物理学家、教育家,我国核科学奠基人之一。他提出的探测中微子的建议为证实中微子的存在做出贡献。领导建立了云南落雪山高山宇宙线实验室。他领导的研究小组发现了反西格马负超子。参与并领导我国核武器的研制和发展。是世界上最早提出激光核聚变的科学家之一,领导开展了电子束和氟化氪激光核聚变的基础研究。为我国国防现代化和发展高技术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王淦昌,1907年5月28日出生于江苏省常熟县支塘镇枫塘湾。1924年上海浦东中学毕业后,他在上海一所外语学习班进修英语半年,后又在上海一所技术学校学习汽车驾驶和维修技术半年。1925年8月,考入清华大学。1929年6月清华大学物理系毕业,后留校任助教。在吴有训教授指导下完成论文《清华园周围氡气的强度及每天的变化》,这是我国第一篇有关大气放射性的实验研究论文。
1930年王淦昌考取江苏省官费留学,到德国柏林大学威廉皇帝化学研究所读研究生,师从L.迈特纳(Meitner)。
他留学德国时,正值核物理的黄金时代。当时柏林大师云集,德国物理学界群英荟萃的学术讨论会经常举行,这对年轻的王淦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刚到柏林时,听到关于W.玻特(Bothe)用α粒子轰击铍核产生强贯穿辐射的报告。玻特将它解释为γ辐射。王淦昌对此解释有所怀疑,曾两次向迈特纳建议,用云雾室做探测器,重复玻特的实验。他认为,用云雾室比用计数器更能弄清玻特发现的贯穿辐射的真正性质,但未被迈特纳采纳。1932年,英国物理学家J.查德威克(Chadwick)采用电离室、计数器和云雾室证实玻特的贯穿辐射不是γ射线,而是一种尚未发现的中性粒子——中子。为此,迈特纳曾十分惋惜地对王淦昌说:“这是个运气问题。”1935年,查德威克因此荣获诺贝尔物理学奖。
在迈特纳指导下,王淦昌于1932年1月发表了关于RaE连续β谱的上限的论文;1933年12月完成了关于内转换电子研究的博士论文,获得博士学位。主考人为M.冯·劳厄(vonLaue)。1933年,希特勒上台。迈特纳因是犹太人而于1933年9月被剥夺了教书权利。王淦昌亲眼目睹法西斯专政的恐怖气氛,感到窒息。取得博士学位后,决定回国。当时有人劝他说:“科学是没有国界的。你是科学家,中国没有你从事科学研究的条件。”王淦昌回答说:“我是学科学的,但我首先是中国人。现在,我的祖国正在遭受苦难,我要回到祖国去为她服务。”回国前,他曾去英国、法国、荷兰、意大利等国旅行,访问了卡文迪许(Cavendish)实验室等欧洲著名科学中心,会见了卢瑟福、查德威克、埃利斯等物理学大师。1934年4月,回到了祖国。
那时国内物理研究的条件很差。他认为首先要培养人才,以使近代物理在中国生根开花。他先到山东大学物理系任教授,后到浙江大学物理系任教授,还担任过系主任,培养了几代物理学人才。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王淦昌与浙江大学师生一起,开始了迁移、流亡的生活。在这期间,只要一停下来,他就支起黑板为学生讲课。在广西宜山时期,他还自编教材开设“军事物理课”。
王淦昌是一位科学家,以科学报效祖国始终是他的生活目标。所以,即使在流亡年代,他也没有停止过科学研究。1939年2月,O.哈恩(Hahn)关于铀裂变的发现和迈特纳关于这种现象的解释相继发表,迈特纳还指出原子核裂变时放出200兆电子伏的巨大能量。当时,王淦昌正在宜山,在读到这些报道后,立即在物理系的“物理讨论会”上作了报告,并着手开展裂变研究,还曾试图用照相胶片寻找铀核裂变产生的核径迹。
1940年至1941年,浙江大学理学院先后迁到贵州遵义和湄潭,开始有了一个比较安定的教学与科研环境。虽然处于抗战年代,条件十分艰苦,但湄潭的学术气氛十分浓厚。王淦昌还参与组织了各种学术讨论,如“伽利略逝世三百周年纪念会”和自1942年1月开始的中国物理学会贵州分会的历届年会。1944年第12届年会召开时,英国学者李约瑟(Joseph Needham)夫妇到会报告,我国竺可桢、王淦昌、束星北、胡刚复等也在会上发表了论文。这次会议给李约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这个时期,王淦昌在极其艰苦和简陋的条件下,孜孜不倦,从事物理学研究,在国内外学术刊物上发表了8篇论文。其中《关于探测中微子的一个建议》一文发表后,国外科学家按他的建议,证实了中微子的存在。他因此于1947年获得了第二届范旭东奖金。
1946年,王淦昌随浙江大学迁回杭州。1947年9月,王淦昌作为访问学者前往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与S.B.琼斯(Jones)合作研究有关介子衰变的问题。1948年,发表了论文《关于介子的衰变》。1949年1月王淦昌回到祖国。他用自己的节余购买了国内奇缺的用于科研的电子元器件和一个直径30厘米的云室。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王淦昌的科研事业获得了新生,聪明才智得到了充分发展。1950年4月,他应钱三强的邀请到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任研究员,领导宇宙线的研究。1952年5月到9月,他与吴桓兴、林传骝赴朝鲜战场,在极其艰苦与危险的条件下,完成了探测美军是否使用原子武器、投掷放射性物质的任务。1952年秋任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副所长,主持日常工作。1952年10至11月主持制定了近代物理研究所第一个五年计划,并开始与肖健共同领导筹建位于云南落雪山海拔3185米处的中国第一个高山宇宙线实验室。在他们领导下,先后在高山实验室安装了由赵忠尧从美国带回来的多板云室和自行设计建造的磁云室。1954年建成,开始观察宇宙线与物质相互作用。到1957年,搜集到700多个奇异粒子事例,研究了奇异粒子性质,使我国在宇宙线方面的研究进入当时国际先进行列。这些研究成果,陆续发表在我国《物理学报》和《科学记录》上。1955年,王淦昌当选为中国科学院数理化学部委员。
吴大猷,物理学家、教育家。研究成果遍及理论物理的许多领域,撰写了专著《多原子分子结构及其振动光谱》、《量子散射理论》、《气体与等离子体的动力学方程》以及一套理论物理教程。指导帮助了一批学生发展自己的科学才能,使他们在科学上取得了突出的成就,为中国物理学的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吴大猷,1907年9月29日出生于广东省番禹县,祖籍广东省高要。父亲吴同基是1901年举人,1911年病逝。吴大猷五岁丧父,随其母关嘉娥长大。母亲虽然出身于旧式家庭,但有新观念。她专心教养儿子,在做人处事方面以身作则,总是多为别人着想。吴大猷的言行也完全是以母亲为榜样。童年时的吴大猷是一个守规矩而性格内向的孩子。在广东番禹县立高等小学毕业,又在广府中学读了一年之后,随伯父来到天津,考入了南开中学。在南开中学的学习,为吴大猷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尤其是英语和数学,同时使吴大猷在不知不觉中对科学产生了兴趣。读到高中二年级,1925年,吴大猷以同等学力的资格考取了南开大学的矿科。一年后矿科停办,改学物理学,受到了物理教授饶毓泰的栽培。1929年在南开大学毕业后留校工作,立即担任了近代物理和力学两门课程的讲授。1931年,吴大猷获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研究奖学金赴美国,在密执安大学攻读博士学位。
预言铀系的存在
吴大猷在美国密执安大学学习期间,在导师Goudsmit教授的指导下,所做博士论文是关于铀原子的5f电子能态及通过计算从理论上预言铀原子可能为一组14个化学性质十分相似的元素系(当时并未发现)的起头元素,这14个元素将依次把5f壳层填满,与稀土元素填充4f壳层相同。这项计算对后来二次世界大战时铈元素的发现有所贡献。1933年吴大猷获博士学位,后继续留在密执安大学工作一年,提出了氦原子的激发态和自电离理论,成为最早研究这个课题的学者之一。
一批著名物理学家的良师
1934年夏,吴大猷应饶毓泰教授之聘,回国任北京大学物理系教授。在1934年秋至1937年夏的三年中,除开设近代物理、电磁学等课程外,还开设量子力学、原子光谱、气体导电等研究生课程,使北京大学物理系的课程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当时的学生有马仕俊、郭永怀、虞福春、马大猷等。吴大猷利用由霍普金斯(JohnsHopkins)大学R.W.伍德(Wood)教授制作的罗兰(Rowland)凹面长光栅(直径30英尺,宽6英寸,每英寸3万线)开展了原子、分子光谱和喇曼光谱的实验研究,使北京大学成为我国最早研究原子、分子光谱的基地之一,同时从事原子物理的理论工作,如原子的激发态、自电离、原子的电子亲和性等,最早引入原子激发态的电子亲和性的概念。吴大猷研究工作十分活跃,力图将理论研究与实验研究相结合,三年期间在国内外杂志发表论文十四五篇,并先后讲授了古典力学、量子力学、理论物理等课。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吴大猷随北京大学内迁,在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组成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任教。当时的客观条件极差,十分不利于开展研究工作。吴大猷十分重视维持研究者的精神状态。他认为,不能让他们有长期感到无法工作的苦闷,为了培植及训练战后恢复研究工作所需的人才,应该在可能情形下,努力开展科学研究工作。于是,请北京大学租了一所泥墙泥地的房子做实验室,找一位助教把从北京运去的Steinhei1大型摄谱仪的光学元件(透镜、棱镜、狭缝)放在砖墩和木制架上,组成一台摄谱仪,开展了有关喇曼效应的实验研究,并指导研究生黄昆进行了“日冕光谱线的激起”等项理论研究,表现了一位老科学家的进取精神。为纪念北京大学建校40周年,吴大猷撰写了《多原子分子之结构及其振动光谱》一书(英文)。这本书是该领域当时唯一的专著,出版后立即受到国内外同行的重视,被收入Con-don主编由Prentice Hall出版社出版的系列丛书之中。这本著作数十年来一直还是全世界各研究院在这领域中的标准手册。1939年这本书稿获中央研究院的丁文江奖金,1940年在上海出版,1943年获教育部的科学研究著作一等奖。抗战时期的西南联合大学校舍简陋,图书实验设备欠缺,不但生活艰苦,而且时时要躲避敌机空袭。但是在这样的环境下,人人工作勤劳,教学研究工作从未中断,培育出了很多非常杰出的学生。当时吴大猷教过许多优秀学生,如杨振宁、黄昆、黄授书、张守廉等,并发现了李政道的奇才。
1945年,当时的军政部约请吴大猷、曾昭抡和华罗庚为国防科技工作的发展提出建议。他们建议派数、理、化方面的人才出国考察以了解各部门科学的进展情况,并建议立即选送优秀青年出国学习数、理、化等基础学科。军政部采纳了他们的建议,吴大猷推选年轻助教朱光亚和尚未毕业的李政道学习物理。军政部并借聘吴大猷、华罗庚、曾昭抡出国考察和研究拟定国防科学发展的计划。为此,吴大猷再次到了美国,但出国考察之事,因客观形势的变化半途而废。
当选加拿大皇家学会会员
1946年吴大猷回到母校密执安大学从事高能质子、中子散射理论的研究工作,1947年到哥伦比亚大学,讲授研究生的现代物理与理论物理课程,同时从事核子力的介子理论及大气中氧分子原子的分布平衡问题的研究。1949年秋,吴大猷原计划回国,由于国内形势变化,加之加拿大国家科学院执行革新政策,增强基础科学的研究,需要一位学识渊博的学者主持理论物理方面的研究工作,恳约吴大猷前往,于是吴大猷担任了加拿大国家科学院理论物理部主任,任职长达14年。在此期间,1956年曾赴台湾大学和新竹清华大学任客座教授5个月;1958年前往美国普林斯顿高等研究所任研究员半年;1960年到欧洲瑞士洛桑大学任访问教授半年。
吴有训(1897—1977)
吴有训,物理学家、教育家,我国近代物理学奠基人之一。以系统、精湛的实验为康普顿效应的确立做出了重要贡献。曾先后在多所高等学校任教,培养了几代科学人才。是我国科学事业的杰出领导人和组织者,对我国科学事业特别是新学科的建立和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吴有训,字正之,1897年4月26日出生于江西省高安县石溪吴村的商人家庭。自幼在私塾读书。1912年进高安县的瑞州中学,后随学校并入江西省南昌第二中学。1916年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同年考入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理化部,受教于刚从美国哈佛大学归国的胡刚复。胡刚复曾从事X射线研究,熟悉国际上物理学发展动态。吴有训在胡刚复的指导下,对X射线有了基本了解,为后来的发展打下了良好基础。他重视实验,勤于动手,同时对学习锲而不舍,有顽强的钻研精神。1920年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毕业,回江西在南昌第二中学任教,后又到上海公学担任短期的物理教员。在胡刚复的指点下,他以优异成绩考取了江西官费留学,1922年1月赴美入芝加哥大学。
吴有训进入芝加哥大学的第二年,A.H.康普顿(Compton)由圣路易的华盛顿大学转到芝加哥大学执教。这时,康普顿刚刚发现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康普顿效应。所谓康普顿效应,就是波长极短的电磁波(例如γ射线或X射线)经散射物散射后波长变长的现象。这一现象的发现,对波粒二象性的认识和量子理论的发展有重要意义。吴有训正好在康普顿作出这一重大发现之后接受康普顿的指导,参与了这项研究工作,成了康普顿得力的助手和主要合作者。吴有训在康普顿的指导下做博士论文,题目就叫“康普顿效应”。1925年通过答辩,获得芝加哥大学哲学博士学位。他以精湛的实验技术、严密细致的工作和精辟的理论分析确证康普顿效应的普遍性,发展并丰富了康普顿的工作,使这一发现更快地得到国际学术界的承认。
1926年吴有训回国后,先回到江西参与江西大学的筹备工作,后因政局动荡,建校难成,乃转而投奔恩师胡刚复。1927年8月受南京第四中山大学(后改名为中央大学)之聘任物理系副教授,兼系主任。翌年,清华大学理学院院长叶企孙得知吴有训回国,通过胡刚复邀请他到清华大学任物理学教授。以后数年,吴有训在清华大学充分施展了自己的才华。他一方面认真讲授近代物理学,一方面积极倡导、组织并参加近代物理学的科研工作,并创建了国内第一所近代物理实验室。10年内,他从理论上探讨X射线的气体散射,先后在国内外发表了10余篇论文。他的工作被严济慈誉为开了“我国物理学研究的先河”。
1934年,吴有训接叶企孙任清华大学物理系主任,1937年又接替叶企孙任清华大学理学院院长。他在这些领导工作中,始终把教学质量放在第一位,同时坚持教师不脱离科学研究。他广揽名师,延聘学高诣深的学者到校任教。对学生的学业严格要求,本着宁缺毋滥的原则选拔学生。他注意发扬民主,尊重每一位教职员工。在叶企孙和他的主持下,清华大学物理系成了闻名中外的培养物理学人才和科学研究的基地。
1937年,清华大学迁往长沙,和北京大学、南开大学组成长沙临时大学(1938年由长沙迁往昆明改为西南联合大学),吴有训出任理学院院长,兼新成立的清华大学金属研究所所长。
1945年,吴有训任中央大学校长。他从爱护青年出发,对国民党当局迫害青年进行了坚决的抵制。他厌恶官僚统治,1947年借出国参加国际会议之机,摆脱了中央大学校长职务。1948年,先后在美国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等校进行短期访问,从事科研工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吴有训出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兼教育部长,同时担任上海交通大学校务委员会主任。1950年,赴北京任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所长。同年12月,中央人民政府任命吴有训为中国科学院副院长。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数理化学部委员兼学部主任。
1949年,吴有训作为无党派民主人士的代表出席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以后又被选为第二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第三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常务委员,第一、二、三、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二、三、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
全面验证康普顿效应并发展了其理论
吴有训对近代物理学的重要贡献,主要是全面地验证了康普顿效应。康普顿最初发表的论文只涉及一种散射物质(石墨),尽管已经获得明确的数据,但终究只限于某一特殊条件,难以令人信服。为了证明这一效应的普遍性,吴有训在康普顿的指导下,做了7种物质的X射线散射曲线,证明只要散射角相同,不同物质散射的效果都一样,变线和不变线的偏离与物质成分无关。他们在1924年联名发表题为:《经轻元素散射后的钼K。射线的波长》一文,论文刊登于《美国科学院通报》(Proc.Nat.Acad.Sci.)第10卷上。文中写道:“这些实验无可置疑地证明了散射量子理论所预言的光谱位移的真实性。”
但是这篇论文还不足以否定反对者的论据。著名X射线研究者、美国哈佛大学的W.杜安(Duane)教授宣称:在他的实验室里没有观测到康普顿预计的峰值,康普顿的峰值可能是由于实验装置放在包有铅皮的木箱中,X射线打到木箱激发起某种新的射线。为此,吴有训特意把X射线管和各种散射物质放在不含木材的铅室中,广泛地进行了X射线散射实验。1925年,他在《康普顿效应与三次X辐射》一文中,再次证明康普顿效应的客观存在。
叶企孙(1898—1977)
叶企孙,物理学家、教育家,我国近代物理学奠基人之一。与合作者一起利用X射线短波限与加速电压的关系测定普朗克常数,获得当时该方法最精确的实验数据。精确测量铁、镍、钴在静止液体高压强下的磁性,对高压磁学做出开创性的贡献。创办清华大学物理系、北京大学磁学专门组。为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和科学事业做出卓越贡献,培养出一大批著名科学家。
叶企孙,名鸿眷,以字行。1898年7月16日生于上海县唐家弄一书香门第。父叶景沄,前清举人,国学造诣很深,藏书七八千册;对西洋现代科学及其应用亦多涉猎,曾著文宣扬沈括倡议的历法,能指出28宿位置及图形;曾偕黄炎培等赴日考察教育约半年;1905年任上海县立敬业学校校长,兼养正学校校长。叶企孙幼入私塾,1907年入敬业学校,1913年入清华学校。1914年叶景沄应聘任清华学校国学教师。叶企孙在其父指导下阅读经史子集著名篇章和《九章算术》、《海岛算经》、《算法统宗》、《畴人传》、《梦溪笔谈》、《谈天》、《天演论》和《群学肄言》等著作,因而国学根基深厚,并为研究中国自然科学史打下扎实基础。1918年在清华学校高等科毕业后赴美,1920年6月获芝加哥大学理学学士学位,1923年6月获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回国前访问英、法、德、荷、比等国的大学及物理研究所约5个月。他通晓英、法、德语,通过这次访问对欧洲高等教育和科研情况有了较全面的了解,这对他回国后的工作大有裨益。1924年3月回国,先后在东南大学、清华大学、西南联合大学和北京大学任教,并曾任中央研究院评议员、院士、总干事和中国科学院数理化学部常务委员、应用物理研究所专门委员、近代物理研究所专门委员、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物理学会副会长、会长、理事长等职。叶企孙将一生献给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和科学事业,功勋卓著。在“文化大革命”中他横遭诬陷,身心备受摧残,1977年1月13日病逝。
测定普朗克常数,获当时最佳数据
叶企孙在哈佛大学时,在W.杜安(Duane)教授指导下,与H.H.帕尔默(Palmen)合作,利用X射线连续谱短波限(λm)与电子加速电压(V)的关系式
Ve=hc/λm测定普朗克常数(h)的值。他们用电位差计测V,用方解石谱仪测λm,采取一系列措施提高V和λm的测量精度和准确度,获得精度很高的V和短波限布拉格反射角的数据,其相对误差比标准电池电动势的相对误差还小。用这些实验数据和国际上当时采用的电子电量(e)、光速(c)和方解石晶格常数(d)的数值得出h=(6556士0.009)×10-27尔格·秒。这篇论文于1921年4月在美国物理学会年会上宣读,并在美国光学会月刊及全国科学院汇刊上发表。h这一基本常数的精确测定始终是物理学家十分关注的实验研究工作,叶企孙对此做出了重要贡献。1929年,专门研究基本常数的伯奇(Birge)用叶企孙等的实验数据和e、c、d的新数值算出h=(6.559士0.008)×10-27尔格·秒,并说误差主要来自e值的误差。这表明叶企孙等的实验数据是当时用这种方法测h的最佳数据,曾长期在国际上沿用。
在高压磁学方面做出开创性的贡献
1921年叶企孙转向磁学研究,在高压物理学家P.W.布里奇曼(Bridgman)的实验室中研究液体静压强对磁导率的影响。前人研究时压强仅达1000kg/cm2,加以在实验中考虑不周,未得出明确结论。叶企孙用布里奇曼实验室中压强可达12000gk/cm2的设备对铁、镍、钴的高压磁性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得到磁感应强度变化百分比(△B/B0)与压强、磁场强度(H)之间的定量关系。他发现,要获得正确的结果,必须使样品彻底退磁,前人所述“反常效应”实际上是退磁不完全造成的。叶企孙还对高压磁性进行理论分析,结论与实验结果定性地相符。此项研究由叶企孙独立进行,是高压磁学的重要进展,属开创性工作,因此获博士学位。成果发表在1925年美国文理科学院院刊上。布里奇曼所著《高压物理学》(1931)中“压强对磁导率的影响”这一节的主要内容就是叶企孙的工作,并说明后人即在此基础上对铁镍合金进行了一系列的研究。
乐育英才逾半世纪,功勋卓著
1924年3月叶企孙应东南大学物理系主任胡刚复之聘任副教授,讲授力学、电子论和近代物理等课程。1925年东南大学物理系第一届本科毕业,赵忠尧、施汝为均在其列,他们毕业后随叶企孙到清华大学任教。
1925年9月叶企孙任清华学校副教授,是年清华学校开始办大学本科。在1925—1928年期间,清华物理系仅叶企孙一人。他担任所有物理学理论课程的讲授,同时精心擘划,具体组织,使物理系蒸蒸日上,迅速达到国内先进水平。1929年清华大学决定开办研究院(即现在的研究生院),研究院中的物理研究所由叶企孙任所长,1930年第一名研究生陆学善入学。1937年时清华大学物理系已成为我国高水平的物理学人才培养和物理学研究基地。
叶企孙在培养人才方面有明确的指导思想。首先,他认为要建设一个高水平的物理系,必须有一批高水平的教授。为此他千方百计延聘良师,毫无门户之见。曾拟聘请颜任光、温毓庆,未成。从1928—1937年先后聘请到吴有训(1928)、萨本栋(1928)、周培源(1929)、赵忠尧(1932)、任之恭(1934)、霍秉权(1935)、孟昭英(1937)等教授。他们在叶企孙领导下团结奋斗,使清华大学物理系的教学和科研在国内名列前茅。其次,他认为:“高等学校除造就致用人才外,尚得树立一研究之中心,以求国家学术之独立。”他努力创造教授们从事研究的条件,特别是实验研究的条件。不仅从国外进口仪器设备,还想方设法创造自制仪器的条件。1931年叶企孙在德国,通过赵忠尧的介绍,聘请到哈勒(Halle)大学青年技工海因策(Heinfze)。他随叶企孙到清华制造仪器设备,直至抗战开始才转至协和医学院工作。叶企孙还将聪明好学的工友阎裕昌培养成技术水平很高的实验技术人员。1937年时物理系的主要科研方向有:周培源的相对论研究,吴有训主持的X射线吸收与散射研究,赵忠尧主持的伽马散射吸收与散射研究,萨本栋主持的电子管和电路研究。此外叶企孙指导施汝为研究氯化铬及其六水化合物的磁导率,指导赵忠尧研究清华大礼堂的声学问题,开我国磁学和建筑声学研究的先河。第三,叶企孙主张:“本系自最浅至最深之课程,均为注重于解决问题及实验工作,力戒现时高调及虚空之弊”,“科目之分配,理论与实验并重,重质而不重量”。他十分重视学生动手能力的训练,要求物理系学生学习木工、金工和机械制图等课程,自己动手制造实验设备,并做毕业论文。当时清华青年师生动手制作仪器蔚然成风,实赖叶企孙之创导。
赵忠尧,物理学家、教育家。我国核物理、加速器、宇宙线研究的先驱者和奠基人之一。发现硬γ射线的反常吸收以及伴随出现的“特殊辐射”,最早观察到正负电子对产生和湮没的现象,对正电子的发现和物理学家接受量子电动力学理论起了重要作用。主持建成我国第一、二台静电加速器,为在国内建立核物理实验基地做出了重要贡献。先后在东南大学、清华大学、西南联合大学、中央大学和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等多所学校任教,培养了几代物理人才。
赵忠尧,1902年6月27日出生于浙江省诸暨县农村一个衰落的大家庭中。父亲以行医为生,常想为国出力,又感知识不足,力不从心,希望子女能多读些书,将来为国为民出力。赵忠尧自幼听从父训,刻苦学习,打好基础,以备日后做一个有益于社会的人。
1916年进入诸暨县立中学读书。他学习兴趣广泛,文理科并重,国文老师常给他额外布置些古文阅读,使他受益不少。但数理化等科目中的科学道理,更能吸引他的求知欲望。
1920年秋中学毕业。按照他父亲的意愿和个人兴趣,选择报考了完全免费的南京高等师范学校,进入数理化部就读,从此把精力全部集中在专业方面。后来,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发展为东南大学。分系时,他选择了理科的化学系,但在学习中,一直对数学、物理课程同样认真,为日后转入物理界打下了基础。
1924年春,他提前半年修完高等师范的学分。当时因其父去世,家境困难,决定先就业,同时争取进修机会。他担任了东南大学物理系的助教,一面教书,一面听课、考试,并进入暑期学校学习,次年便补足高等师范与大学本科的学分差额,取得东南大学毕业生的资格。
1924年冬天,物理学界的前辈叶企孙教授从国外归来,在东南大学讲授近代物理,赵忠尧担任助教,准备一些物理实验。叶企孙对工作踏实的赵忠尧甚为满意。1925年夏天,赵忠尧随他前往清华大学,任助教、教员。这期间赵忠尧自习大学物理系的一些必修课程,还学习了德文和法文。
赵忠尧看到国内水平与国外的差距,决定自费出国留学。他依靠积蓄、师友借助和清华生活半费补助金(每月40美元),于1927年夏到了美国,进入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研究生部,导师是校长R.A.密立根(Millikan)教授。密立根1923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奖,此时年事已高,又担任学校行政职务,没有时间对学生多作具体指导,可他对物理研究的进展非常注意,故指导学生的研究题目常属物理研究的前沿。
赵忠尧第一年学习基础课,第二年顺利通过预试,开始研究工作。由于导师密立根根据预试成绩向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的有力推荐,从1928年秋季开始,他连续3年得到每年1000美元的科研补助金。1931年获博士学位。1931—1932年在德国哈勒(Halle)大学从事研究工作。
1932年赵忠尧回国,到清华大学任教。1937年“七七”事变后,赵忠尧全家辗转南下到昆明,利用清华大学的休假在云南大学物理系任教。第二年,由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三校组成的西南联合大学迁昆明,他便在西南联合大学任教,直到1945年。这期间,除教学外,还与张文裕教授合作进行宇宙线方面的研究工作。
1945年冬,中央大学的吴有训校长请他到暂迁重庆的中央大学担任物理系主任。半年后,被中央研究院总干事萨本栋推荐去参观美国在太平洋中的原子弹实验,并委托他为中央研究院购置核物理实验设备。原定参观三个月,但赵忠尧为了进一步了解核物理实验技术的新进展,并购置核物理实验器材决定继续留在美国,先在麻省理工学院电机系的静电加速器实验室里工作了半年,1947年春转到华盛顿的卡内基地磁研究所。半年后又回到麻省理工学院。
赵忠尧原定在1948年结束静电加速器的准备工作和其他器材的订购工作后立即回国。当他得知中华人民共和国就要成立时,便决定暂不回国,等待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再返回。
1949年春天,他来到当初求学的加州理工学院,在核反应实验室进行短期的核物理研究工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赵忠尧冲破种种封锁,于1950年11月15日取道香港返回祖国。回国后,积极为发展中国的科学事业努力工作。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数理化学部委员。他从1930年起一直担任中国物理学会理事,1982年起担任名誉理事,他还是中国核学会的名誉理事长。
从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来,他多次被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64年起当选为第三、四、五、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
赵忠尧的一生经历过许多坎坷,他唯一的希望就是科学发达,祖国繁荣昌盛,并为之做出了载入史册的贡献。
发现反常吸收和特殊辐射
赵忠尧在1927年到加州理工学院攻读学位,做硬γ射线吸收系数的测量工作。当时人们认为γ射线通过物质时的吸收主要是由自由电子的康普顿(Compton)散射引起的。用于计算吸收系数的克莱因-仁科公式当时刚刚问世,密立根让他通过实践验证这一公式的正确性。
赵忠尧用放射性元素钍衰变的中间产物Thc(即铊208)作辐射源,它能辐射出能量为2.6MeV的γ射线。测量这种硬γ射线在几种物质中的吸收系数之后,赵忠尧意外地发现,射线只在通过轻元素时吸收的情况才与公式相符,当通过重元素时,出现了反常现象,实际吸收量远大于公式给出的量。例如,在铅元素中,测得的数值比公式结果大了约40%。1929年底,赵忠尧将结果整理成论文。但由于实验结果与密立根教授预期的不相符,密立根不甚相信。文章交他之后两三个月仍无回音,幸而替密立根代管研究生工作的I.S.鲍恩(Bowen)教授十分了解该实验从仪器设计到结果分析的全过程,他向密立根教授保证了实验结果的可靠性,文章才得以于1930年5月在《美国国家科学院院报》上发表。
看这个帖子被提上来,就知道是阁下大驾光临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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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去了,很少来这里了。即便来也只是看球,不再骂架了。你说的没错,大家都是平常人,何必将自己得想法强加给人呢。既然不苛求认同,辩论个什么劲呢。呵呵,什么时候一起去抗日吧。
只是个人的感觉,教育如果只看在金子塔尖的成就意义不大,我们可以没有爱因斯坦,但只要更多的人明白了相对论,那教育就是成功的。
个人浅见,才疏学浅,楼主海涵。
这是父辈的不幸,也是我们的不幸。
不只是中国,整个世界20实际上半叶都是牛人辈出的。
但是要说到整体水平,49年以前与49年以后的差距不是一两点,
你可以说是gcd没给gmd施展的机会,
但是那要纳入“如果”的范畴里面去了。
并且78年以前和78年以后也需要分开来看的。
大家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