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欢数学的女孩(缠中说禅)
周先生,对于资本市场上的玩家,没有不熟悉的,资本市场在周先生调理下如何德行,已经被历史地历史了,这一点已经不用再谈。当周先生被任命为央行掌门人时,本女已经发过帖子对此大加质疑,本女不希望看到周先生在资本市场上的辉煌继续在中国最重要的领域得到发扬光大。直到今天,本女依然强烈质疑周小川先生掌管人民银行的能力!当然,如果是一个复杂的系统问题,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一番,无可厚非。但如果对挂着大博士头衔,作为一个十三亿大国的央行掌门,出现一种最常识的错误,则强烈质疑其掌管人民银行的能力,就不是一件很不恰当的事情了。
周先生认为,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实际净资产均为负值,“技术上已破产”,所以不存在贱卖。但最基本的金融常识就是,一个银行最重要的是网络和品牌,这构成了银行价值中最重要的部分。请问,在周先生谈论的净资产中,包括了这个最重要的部分吗?显然没有。且不说现在专干肉包打狗勾当的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如何贱卖资产了,请问,敢不敢请人大、政协组织专门的独立机构去审查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在处理不良资产时是否存在不恰当行为?
中国四大国有银行的网络和品牌值多少钱,全世界稍微对金融有一点常识的人都明白,但有一点鬼佬明白但绝对不会说的是,金融是一个国家的最重要支柱,和国防有着同等甚至更重要的地位,占领了一个国家的金融,其战略价值将成万倍地高于其网络和品牌,更不用说所谓的净资产了。本女三年前反人民币升值所写的“货币战争和人民币战略”就指出“国家意义上的大型投资绝对不能泛商业化、泛政治化,但一定要泛战略化”,请问,目前我们的金融战略是不是还像本女N年前质疑我们的战略资源政策时一样一塌糊涂?
在“货币战争和人民币战略”中,本女还说过:“经济学从根本上是政治学,一个具体的经济现象,在学理上的解决方式肯定不止一种,但选择什么,就是一个政治性的问题了。”讲政治绝对不是口头上的,政治从来就贯穿生活的每一部分、每一时刻,在资本全球化的背景下,没有政治不渗透的地方,关键是谁的政治,什么样的政治,这一点,大概不是一个央行掌门人应该忘记的。
就像N年前已经明确提到的,本女就怕,哪一天起来,我们的资本市场、我们的金融市场,已经被资本全球化的政治的化功大法给化掉了。战争,不一定要有硝烟,没有硝烟的战争,往往才是最可怕、最残酷的,这一点,是任何一个中国人都不应该忘记的。
楼主说的有道理,但是不要扯到他老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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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妹妹什么时候扯到呀??????????????好象是二楼呀::::::::::::::
客观的说,小川是央行行长的最佳人选,至于在他证监会上,把泡沫弄破,确实得罪很多人,包括普通股民,估计数学的女孩是那个时候的股民吧??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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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民是什么垃圾?
我不反驳了,这不是经济学术问题,而是一个技术问题,建议这么强技术性的问题最好是由会计员事务所的高手来分析。
数女是在中国杨神经之后另一个让我奇怪的现象,我以前一直很疑惑,但现在有些想通了,呵呵。
这样太宽泛,不够学术,只象檄文。
1. 技术角度能否否定央行行长人选的合理性?
什么人可以执掌中国人民银行?
这里首先要搞明白的是,人行是政府部门,其最高首脑首先应当是政治家,
至于是不是金融家,并不重要。这一点是官场逻辑。
当然,应当说金融系统的官员大多还是有相当专业素养的,因此,金融系统
相对说来比较的有技术含量。
从这个角度讲,从技术上否定小川执掌央行的合理性,有点掉书袋了。由此
我的推论是,你应当是一个真挚的书生。此其一。
2. 从央行行长的话能否否定央行行长人选的合理性?
当建行被贱卖的言论散布大街小巷时,如果你是金融改革的推动者,是银行
改革的主将,你会怎样做?
如果你也承认被贱卖,那么本次金融改革的合法性便会受到更大的质疑,从
而改革很难被推进,从而陷入无休止的争论中。
小平曾经说过,不争论。
这里面是面对往往在中国当代甚嚣尘上的极左势力时的高明的政治智慧。
如果没有建行率先完成海外上市,有多少人能够体味到我们四大行的真实价
值呢?为什么真正上市前,鲜闻贱卖论呢?至少,建行上市给了我们更清晰的标
的。怎样走下去?
这时需要的是主心骨,小川就要作主心骨——当然他的身后有更强大的backbone.
因此,判断小川是不是央行行长合适人选的根据,不应当是这样的只言片语
。相反,如果小川这是退缩了,被你所谓的“金融安全”轮吓倒了,或许才不是
央行行长合适人选的明证。
由此得出推论二,你同当年的小川行长有点类似,属于当代的激进派。这在
网络上容易大行其道。此其二
其它的,关于四大行是否被贱卖等纯技术问题,建议你查阅一下建行的年报
。另外,国家同样十分重视你强调的金融安全问题,国家绝对控股,是当前银行
改革的底线,相当于“一个中国”。
爱数学好,爱祖国也好,如果能够更爱全面了解问题,会更好。
欢迎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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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一百个心睡安稳觉吧.
LZ的这一篇好象是比较没有说服力的那一种, 不过情绪表达得很清楚也很独特, 发在杂谈要适合一些.
即使所有事情都很好,那么大家想一下多少年的改革成果是谁的?这是经济政治。
大家应该知道,经济成果最大收益者是金融资本。银行是应该改革,我们可以放宽私有进入银行业,但是银行改革不是买了就可以的。这需要一个过程。
银行中本事所存在的即得利益集团,大家可能看不出来,但是肯定存在。我不能说具体是谁,但是肯定有。而且这次银行改革主导也许就是他们。利益,交易,洗白嘛!(大意这样)
过年前节目,上海文广的,只有上海地方能看到
能力强的人爬上去的机率是很小,
往往爬上去的恰恰是能力一般, 周游各官场的人,
而人行不同于其它部门,由一个政客来执掌会带来一些后遗症,
不过我认为周也是一个政客!
改革的主将,你会怎样做?
如果你也承认被贱卖,那么本次金融改革的合法性便会受到更大的质疑,从
而改革很难被推进,从而陷入无休止的争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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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是指这个。
我要请教,建行上市后天天跌停就是贵卖了吗?他就成了民族英雄?
也要考虑人家愿不愿接受啊。
上市定价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工程,就凭这个就指责人家?
其实,国人的表现一向就浮躁,就象体育比赛,赢得输不得。
我认为周是政府高官中极少数懂经济的人,他上面的意思表示(肯定不是原话)有更深刻的内涵,而这个内涵是不适宜明说的,楼主不妨猜一下,你若能猜对,我就仔细分析一下。
变着法子搜刮民膏,给皇帝老儿搂钱,最后亡了国的大有其人.
至于军机大臣,内阁元老,品德就更是超越一切的了,和珅能力够强的了吧?
可惜骂得太粗糙些。
外国金融评论家称赞,周小川是中国最顶尖的货币专家,并据此认为央行行长是周最适合的职位
身为经济体系的规划师,周小川被大众视为“中国最有能力的技术官僚”
周小川的学者与官员两重身份的交织,也与中国改革理想与现实的困境暗合
10月29日,中国人民银行宣布利率调整,这是9年来央行首次加息。作为央行掌舵人的周小川,在饱受利率调整猜测与质疑声中,再次成为舆论焦点。
央行行长的敏感身份让周小川不得不娴熟“驾御”语言,小心谨慎地对外释放政策信息,以避免引起市场的震荡。中国报界将周小川称为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格林斯潘的“好学生”。这不仅是格氏语言对周的影响,更是一个大国央行行长的举足轻重的地位,决定了周小川谨慎而渐进的决策形象。
在主政证监会期间,周以“大刀阔斧”推进证券市场的市场化改革颇受媒体认可。而在央行行长位置上,周则给人以“谨言慎行”的感觉。尽管媒体总是希望在有周出现的场合捕捉其有关货币政策,尤其是至今仍属“高度敏感”的汇率机制走向的只言片语,但每每失望而归。有趣的是,周小川在公众场合对敏感话题的刻意回避,使得“物业税”与“金融服务如何适应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这样与其职责不相干的题目都曾经成为其演讲的主题。以至于有的媒体发出周小川演讲“跑题”的感叹。
外国金融评论家称赞,周小川是中国最顶尖的货币专家,并据此认为央行行长是周最适合的职位。但周小川恐怕不能期望自己像格林斯潘那样,活得潇洒自在。平心而论,坐格老那个位置,需要的仅仅是技巧,再加上一点点运气,而中国央行行长这个位置可能需要更多别的东西。尤其是在中国金融体系面临大规模重整的时候。毫无疑问,周小川要面对更多的不测。
身为经济体系的规划师,周小川被大众视为“中国最有能力的技术官僚”,但是翻看周的历史,周小川出道则是以“激进”的青年改革学者而闻名。周小川1985年获清华大学博士学位,主修经济系统工程专业,之后周担任国务院体改方案领导小组成员兼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副所长。显然这不是一个权力职位,更多的是一个研究平台,周小川与当时中国顶尖的学者挥斥方遒。周的论文曾两获“孙冶方经济科学论文奖”。
周小川是一个温和而谦逊的人,发表演讲的时候总是“眯着眼睛,并面带微笑”。仅仅从外表和谈吐上判断,周小川并不符合官员的特征,倒更符合他学者的身份。从一个学术精英跃进到政治精英,周小川似乎不断在调和身上激进与渐进的矛盾。以学者的逻辑,经济改革仍有“闯关”必要,但多年政府官员角色的浸淫,周是接受“渐进式改革”思路的。2003年9月,周发表的一篇题为《中国渐进式改革与汇率体制演变》的文章:“我们汇率体制的改革属于一种帕累托改进(即一种制度的改变中没有输家而至少能有一部分人赢——本刊注)。”“你不需要确切地追求登顶的最佳路线,但你要保证每一步都在向上攀登。”
周小川现年56岁,不但爱好西方歌剧,善打网球,也是身居如此高位并在西方学术期刊上发表过论文的惟一一位中国官员。周的学者与官员两重身份的交织,也与中国改革理想与现实的困境暗合。
一位中国经济学家将周小川比作北京大街上拥堵路口的交警:白手套洁净无暇,指挥动作坚定不移,但周围车流混乱不堪。斯坦福大学出身的上海证交所副总经理方星海反驳说,这不公平。在他眼中,周小川是一个目标清晰坚定的人。周小川出任建设银行行长期间,方星海曾是他的下属。
经过在金融界多年的历练,周小川目前被认为是中国金融系统内最具制度创新意识和能力的官员之一。作为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加之此前曾担任中国证券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主席、中国建设银行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等职务,丰富的工作实践和深厚的理论功底,使周小川在公众面前的一言一行,同时具有作为官员的权威性和作为学者的影响力。
由在任的证券监管机构主要负责人调任央行行长,是金融监管系统干部任免历史上的第一例。
2001年《商业周刊》的“亚洲之星”评选中,中国证监会主席周小川入选“决策者之星”。
评选说明认为,在周小川履新以来,证监会出台的一系列引人注目的改革措施——诸如变“审批制”为“核准制”、引进国际会计准则、出台“退市令”、对操纵股价的违规行为进行严厉处罚等——使得中国的证券市场在深化改革、加强监管和规范化建设方面前进了一大步,越来越像美国的“华尔街”而非赌城“拉斯维加斯”。
周小川所领导的中国证券市场也是争议最多的市场化试验场之一,但批评家们的言论并没有阻止周小川和他的同事们革新的步伐。虽然中国的股市付出了下跌40%的代价,然而也及时避免了更多的“不可避免”的损失。
周小川给人留下印象最深的是一句平常不过的话:“市场决定的事交由市场决定。”在他证监会主席的任期内,备受欺凌的投资者喜欢称他为“小川主席”,因为他说:“证监会保护所有投资者的利益,证监会应充当裁判。” 也有人认为,由于周小川的理念与中国现有的法制体系并不完全配套,导致了其某些构想和措施显得过于理想,以至于对市场产生大的震荡。比如:B股市场的突然开放,国有股减持的反复,券商佣金下调等等。
2002年12月,在新一届政府总理还未正式出炉之前,中央任命了两位内阁成员。其中一位就是央行行长周小川。无论是从惯例还是从速度上看,这项任命都是不同寻常的。仅仅就经济领域而言,金融改革将是中国新一代领导人所要面对的最急迫的问题。
周小川任职以后,央行的职能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属于政府行为的银行监管职能被剥离出去了,央行得以专务它的本职工作——货币政策职能。但这同时意味着,央行在某种意义上成为20多年来最“弱势”的央行:它不能再依靠放松或加强银行监管来收放银根、调控宏观经济,必须完全依赖于市场化的货币政策工具,其中的难点还在于,利率、汇率等关键工具的决策权仍在国务院。崇尚市场法则的周小川只能更坚决地推进市场化。
此次加息周小川正是试图用基于市场的手段,比如说利率调整,来给过热的经济降温,而不是采用限制银行信贷等行政性举措。
香港媒体援引一位权威人士的话说,货币政策与行长的个人风格有密切关系。而周小川行长在业内被认为较具国际化观念,因此他在尊重中国国情的基础上,可能将更注重内地金融业与国际惯例的接轨。
观察家们期待周小川上任以来利率市场化的改革。虽然弗里德曼反对中央银行的过度独立化,“这样会过度依赖人的个性,在特定个人意外改变或系统负责人的性格意外变化时,会造成不稳定。”但是在曾经铁板一块的金融体系内部,习惯以微笑面对外界的周小川的出现还是值得期待的。
周小川本人为大众所熟知,是起于证监会主席任上。正是他在任上推进的由审批制到核准制的改革、出台“退市令”、打击操纵市场行为、国有股减持等等,为他博取了“强硬的改革派”的声名。
周小川也因推行“国有股减持”问题犯了众怒,只好呈请国务院暂停以致最终停止“国有股减持”。为此他至今难获股市投资者的欢心,他们把周小川网罗来的50多位“海龟”嘲笑为不谙政策的书呆子,根本不懂得中国的现实状况。
“转轨过程本来就是一个不断试错、纠错的过程。”担任过国务院体改方案领导小组成员的周小川曾经说。这句话当然也是安慰他自己。
从证监会到央行,周小川屡出重拳似乎并非偶然。周小川本人身上较重的理论、理想色彩是其一大魅力,有时也正是因此而受人指责。
与他的前任戴相龙不同,周小川是从学术界直接进入政界的。周小川在1980年代曾经是中国最活跃的青年理论家之一,周小川并不仅仅只是一个金融专家,而且还是一个持续追踪中国各种问题的思想型学者。这一点,人们可以在周小川涉及广泛的著述中看得非常清楚。在所有最高级别的中国政治官员中,周小川恐怕是著述最为丰富的一位。
1986—1987年期间,周小川在担任国务院体改方案领导小组成员兼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副所长时就与吴敬琏、楼继伟等学者一起,关注和把握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中出现的各种新矛盾和新问题。
在整个1980年代,周小川都是一位激进的经济改革者。这种激进思路,在他最早的著作《中国经济改革的整体设计》(与吴敬琏等人合著)一书的书名中就能看到。所谓“整体”,无非就是一揽子解决的意思。在那个时代,这个术语,与系统改革完全是同一种意义,其激进色彩相当明显。不过,这种激进思路很快就被1980年代末期急剧转变的政治现实所打断。
1990年代之后,周小川对改革的理论兴趣似乎逐渐转向了更加专业的领域。在一本2001年9月出版,显然汇聚了周小川最新思考的《转轨中的风险应对》的书中,周小川这样表达了他对激进与渐进的独特理解。
“中国改革的一个特点是采用渐进改革,而没有像原苏联和一部分东欧国家那样采取休克疗法。……但是,在此我想表明的是,实际上,没有任何一种做法是十全十美的。各种做法均有其利弊。因此,我们必须及时考虑趋利避害,及时调整以便达到最好的效果。如果我们事事都满足于渐进式,满足于求慢求稳,或者满足于以前阶段在改革、稳定、发展三者中取得的微妙平衡,而未充分研究新问题、新特点,不见得就能在各个方面把握得很好。因此,在我们大张旗鼓地阐明渐进式改革的好处时,我认为,也需要认识到渐进式改革的成本和缺点。即在改革的一定阶段、征途中会有一个或数个陷阱。没有一定的速度和惯性就不容易闯过去,处理不好就会越陷越深。为此,有人将这种陷阱称为Gradualism Trap,因此,应尽可能在没有陷得很深之时,及时作出特殊努力而自拔。”
这是周小川1999年7月在“如何处理不良资产,把商业银行办成好银行”国际研讨会上的一个讲话。针对的虽然是银行不良资产问题,但也凸现了周小川在改革思维上的某种整体逻辑。尽管周小川在渐进的道路上行走多年,但对改革的忧虑依然难以释怀,激进的思绪依然挥之不去。
世上有足球教练听取足球研究者意见的事,但,你见过足球评论员或研究者成为球队主教练的吗?